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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2021年中国视听传播业盘点!

2022-01-10 10:25:41体育足球网-首页
  2021年,中国视听传播业在“守”与“破”之中形成一系列探索,并创造出行业发展的增量

  2021年,中国视听传播业在“守”与“破”之中形成一系列探索,并创造出行业发展的增量。这一过程中,既有阵痛也有收获,总体实现相对稳健的成长。

  2021年,中国视听传播业的发展态势总体稳健。面对诸多文化产业尚在着力修补和恢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时,视听传播领域的诸种生产与运营秩序较早地做出调整并适应了后疫情时代的多方面要求,取得一定突破。但在国家层面主导的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等大背景下,视听传播业的诸多问题也进一步凸显,相应的规制亦对行业发展产生结构性影响。

  一方面,着眼于“守”。因为疫情产生的现实影响,视听传播的社会功能构建随之形成相应的侧重变化。最直观的体现在休闲娱乐、对外传播和介入生产等层面。出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受众需要更丰富的文娱视听产品以填充相较过去更充裕的余暇生活;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话语建构,视听传播构成发出声音、纠正偏见的有力机制;“直播带货”的火爆,则以一种介入式的姿态构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点。

  另一方面,落脚在“破”。基于内容、技术、经营等层面的延拓,构成这一年中国视听传播发展的全新增长极。

  在内容层面,2021年时值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从新闻纪实到文艺创作,从广播电视到网络视听,主题主线宣传取得巨大成效,视听主旋律唱响时代强音,并涌现如《山海情》《觉醒年代》等一大批为大众津津乐道的精品力作。

  在技术层面,面向5G+4K+AI的“智慧视听”体系建设取得一定进展,技术作为一种关键要素深度嵌入视听传播的结构转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观看的技术得到进一步普及。数据显示,当前已有28.2%的网络视频用户习惯不按原速观看视频内容[1],以倍速观看等为代表的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受众的阅听体验,并使之借由技术使用能动性地参与到生产环节,基于观看延伸而来的受众二次创作及传播正成为一种显著趋势。

  在经营层面,面对流媒体视听环境的深度构建,传统视听媒介的转型已到重要关口。传统广播因其“车轮”属性的存在仍实现了慢速增长,但渐趋陈旧化的媒介使用使其必须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特点重建。传统电视的频道过载已成普遍状况,频频发生的“关停并转”背后折射出电视传播模式亟待寻求的转型。面对上述状况,“深度融合”业已成为解决传统广播电视发展关隘的重要机制。对于广播领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声音聚合分发新媒体平台“云听”,经过2020年的试水已在今年取得一定进展,通过“媒体+服务”“线上+线下”的融合创新与场景覆盖,这一国家级5G声音新媒体平台正在释放出不容小觑的能量。与之类似的探索还有上海广电推出的强调个性化推荐与广播生态圈构建的“阿基米德”,苏州广电推出的全国首个移动场景主题电台“pop-up media”等。对于电视领域,同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视频社交媒体“央视频”,也成为电视融媒体转型的代表性成果。其经过两年发展已积累相当的用户规模,并在奥运会等重要事件及场景中发挥独特作用。而诸如此类的“自造新媒体生态”,有湖南广电“一体两翼、双轮驱动”的成功经验在前,浙江广电、上海广电等也纷纷强化了对其自有新媒体平台“中国蓝TV”“百视TV”等的建设力度,收效有待进一步观察。另一方面,作为流媒体重要代表的网络视听业,尽管拥有极大的市场活力和主动性,也不曾面临传统广播电视固有的发展制掣,但经由一个阶段的发展后,其势必要实现经营层面的独立以解决更大体量的投入问题,拓展多元经营成为必然路径。但在此层面上,长视频平台的推进尚为有限,以“超前点播”为代表的经营增长点备受争议,最终走向消亡。面对付费会员数已近饱和的现实情况,视频平台如何实现存续是摆在眼前的难题。相比之下,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视频业态则以蓬勃的生命力快速成长,尚未面临长视频平台的发展迷思,其用户规模也颇为可观,有着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构造潜力,但仍然面临在规制和发展策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政策逻辑对2021年中国视听传播业的影响可谓深远。一方面,今年3月1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这意味着推动中国广播电视立法已形成实质性的成果,未来也将为促成中国广播电视高质量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准确、明晰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参照。另一方面,今年下半年全方位开展的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也成为影响中国视听传播业走向的一条重要线索。尽管上述治理的对象并不特指视听传播领域,甚至从可见的效果看主要以对明星艺人、饭圈乱象的规制为典型,但这些问题的暴露都考问着当前视听传播业运行的底层逻辑,例如其依托的内容场景、流量思维等,成为文娱综合治理在实质意义上的重要“窗口”。而上述治理举措的施行,同样也起到了对视听传播领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纠偏的现实作用。

  无论是发生在某选秀节目中的“打投倒奶”事件,还是依托一系列视听传播手段而构建出的“流量明星”话语,这些投射于文娱产业的问题揭示,本身也是视听传播领域面临的“顽疾”所在。长期以来,这种观念的不断壮大深刻影响视听内容生产及其传播,造成视听文化的价值偏转。中宣部印发的《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压实平台责任”“严格内容监管”[3],正是对这一逻辑的具体解析。

  以今年的网络视听领域为典型,文娱综合治理形成的影响十分具体,这主要体现为严控特定类型的内容生产,管理配置生产的系列要素等。曾为视频平台带来极大市场收益的选秀节目被明确禁止播出,对颇具流量效应的耽改剧加强审核管理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视听内容生产的走向。“阴阳合同”问题,也将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摆到大众面前,使得行业对片酬分配等创作环节的重要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当然,上述规制并不仅限于网络视听,有关部门也在今年10月约谈了四省市广播电视台,针对其存在的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进行整改。综艺节目领域的结构性升级由此开始,这从《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王牌对王牌》等知名综艺节目的大范围调整及延期播出中可见一斑。曾以“快乐中国”为频道呼号的湖南卫视,也在此次整改中完成了频道定位升级,推出“青春中国”的全新口号。

  需要指出的是,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推进仅仅是针对视听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不会也不能因此抹杀其业已取得的成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2021年中国视听传播业的整体表现,系统性地展现出各领域积极寻求理念转型以及由此获得的成果,这种理念转型的核心关切在于面向更深度的“用户意识”,以适配社会文化心理的恰切表达进一步满足受众的审美和文化需求。

  第一,视听传播作为社会文化的再现。相关数据表明,在线亿的用户规模,其中占比近80%的业务为广播剧。广播剧已成为数字时代广播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改变着多数受众将广播单纯视为资讯媒介的认知,不断激活“耳朵经济”的发展潜力。广播剧的收听往往伴随于特定场景,在等车时、入睡前等,具有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特征,回应着某种集体性的社会文化需要。而在接受更为广泛的剧集、节目领域,基于社会文化洞察的内容创作更成普遍趋势。一方面,今年的短剧创作渐成气候,十余集体量的创作取代过去动辄七八十集篇幅的剧集成为主流,形成对剧集注水现象的反拨。这首先源于倍速观看等技术对观众的“培养”,观众难以忍受冗长繁琐的无效叙事,由此倒逼创作层面的改变。同时,生活节奏的加速也影响着观看节奏,剧集向“短”也是对观看场景的具体调适。此外,许多作品不再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重工业,选择以对焦当下社会文化心理的细腻观察作为切入点,促成如《我在他乡挺好的》《爱很美味》等口碑作品。另一方面,综艺/文艺节目在大环境的变革下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属性,以《戏剧新生活》《再见爱人》《国家宝藏·展演季》《令人心动的offer》《舞千年》等为代表,更为重视节目的社会立意建构。而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破圈”传播、中老年相亲节目走红等现象,恰恰也反映出受众寄托在节目创作之中的文化和情感期待。

  第二,视听传播作为社会整合的手段。“一路象北”的全民热议,外交部发言人的“硬核”回应等,都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关注,这背后大多结合着诸种视听传播手段的使用。为何各地面对象群的横冲直撞要如此“温柔以待”?我国如何有力回应西方世界的诸种声音?短视频传播给出了一个更普遍“可见”的通道,使得大众在更迅速、便捷的媒介接触中实现释疑解惑的目标。再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东京奥运会期间的融媒体报道等,都借助视听传播的天然优势触达受众,实现从基于共情的唤起到基于共识的整合之转化。这自然不局限于对内的视野,更有对外的呈现。不断加速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2021年,以节目海外播出推广为目标的品牌活动“视听中国”重点聚焦“一带一路”、百年奋斗、全面小康、联合抗疫、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主题,并向多个国家输出相应的精品内容,这也成为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重要机制。

  第三,视听传播作为社会动员的机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直播带货”曾作为促进生产生活恢复的重要手段,激发社会经济的活力。经由一个阶段的培育,“直播带货”也从最初的野蛮生长步入有序发展,除了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外,也极大程度地与诸种社会公益事业相整合,在助农、扶贫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短视频平台也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场域,例如在“反诈”宣传中,民警老陈通过短视频平台与各主播“PK连麦”,在相对轻松、谐趣的氛围中完成反诈科普,起到较为正面的作用;又如在河南特大暴雨期间,短视频平台应时而动,开设“暴雨求助”“辟谣信息发布”“亲历者说”等不同类目的内容入口,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信息通道,也为社会大众构建出一重进行社会参与的空间。

  2021年的中国视听传播业,既有阵痛,也有收获,总体实现了相对稳健的发展。但充满波折的发展路径背后,也提示着我们理应对行业予以更进一步的审视与反思。

  第一,在专业主义层面,尚有提升之处。仅从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实践看,今年频频发生的“台前失误”就足以引发相关的重视。例如,在一档广播节目中,男女主持人因对美食的讨论意见不合而发生争执,男主持人摔门而去导致直播中断;在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中,主播因为提词器失灵且未准备纸质稿件,导致在镜头前出现一系列失态的窘迫表现。上述状况并非个案,也反映出行业在高速演进过程中对于专业主义的轻视。这当然不仅仅反映在某一工种之上,更可能投射为一种整体性的观念偏向,例如在剧集、节目生产领域普遍存在的内容同质化现象。因希冀寻求一种“保障”,许多从业者会对标成功作品进行复刻式创作,以“确保”作品的市场反响,这从大量出现的形态相似的甜宠剧、情感观察类节目中可见一斑。

  第二,在技术场景方面,仍有深度构建的空间。5G技术商用的前景,为视听传播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在一方面为技术使用的突破提供可能性,例如今天人们已非常熟悉的诸种观看技术,使得观看成为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视听文化实践。另一方面,技术场景的构造也释放出巨大的想象空间。但目前,这一特点尚未在中国视听传播业得到充分体现。例如,诸种基于观看的技术场景的壁垒尚未被打破,媒介“间性”的存在使得所谓的媒体融合仍然停留在最为浅表的实践,各视听平台宣称的“矩阵”基本也是渠道意义上的“各自为政”,很难形成体现联动性的集聚效应。同时,对技术场景的轻视也反映在视听评价体系的缺位之上。传统的收听收视评价体系存在固有问题,这既源于指标体系构建的不足,更体现在如今越来越多元的媒介渠道很难被统合到一个评价框架之中。面对这样的状况,行业理应充分发掘技术场景的运用价值,重新梳理并提炼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以推进行业的有序发展。

  第三,在社会功能方面,尤应重视价值观引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系列举措,极大地颠覆了视听传播业在一个阶段以来对“流量至上”价值逻辑的推崇。对于选秀节目、耽改剧等内容品类的管控,恰恰也是对相关消费偏向的反思,强调内容审美的正确导向和理性选择。但我们也应当清晰地认识到,并不是只有这两类内容产品存在上述问题,在泛娱乐化思潮的作用下基于内容形式而非内容本身的追求恐怕是一种普遍状况,理应予以更大的关注。同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视听产品的发展,在重塑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乱象问题,更需审慎对待价值观引导的问题。例如,无节制的审丑心理,“佛媛”“病媛”等病态现象,“网红”直播喝农药身亡等,发生在今年的种种事件带来巨大的社会争议,也令人们重新思考上述视听形态在带来娱乐休闲的同时是否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性症候?对此的把握,还需投入更多的关注。

  第四,在业态构建方面,需重新梳理底层逻辑。长短视频之争,是中国视听传播业今年对于“权界”问题探讨的一个热点事件。七十余家影视单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就互联网上针对影视作品未经授权进行任意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行为,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该事件持续引发关注,近期,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在内容审核层面对规范短视频提供更明确的工作指引。新变化带来新问题,理应对相关业态的底层逻辑进行重新梳理。在建立科学应对方式之后,长短视频之间或将从“争”走向“融”,发挥所长、各展优势,面向去中心化的传播变革形成视听文化的“再中心化”。而这一切的基础,势必建立在一整套成熟有序的“规范”之上。推进包括版权保护在内的行业新秩序确立,已成为新阶段视听传播业实现突破的重要共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后、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24期;原标题为:《视听传播:纠偏、转型与反思》】